“干校人”用他们特定的语言，以他们特有的心态，述说着过去的经历。其诙谐、恬淡、嘲讽、批判，在流露出举重若轻意味的同时让人不难感受到他们心中的那一份沉重。这里选录的若干片断摘自光明日报出版社本月出版的《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这是一部以干校生活为主题的口述实录体专著。众多当事人的回忆，不乏社会学、史料学方面的意义，是一代人血泪、生命与灵魂的记录。
何西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下干校时，我们先到河南信阳地区罗山县落脚。那地方原来是劳改农场。我们就住在劳改犯住过的房子里，打地铺。11月中旬，天已经很冷，又补种了一些麦子。
何其芳随身携带的最重要的用品是一个大白茶缸。从刷牙喝水到吃饭，他都用这个大白缸子。信阳出水稻，有水塘养鱼，食堂有时也买鱼吃。一次，给大家改善伙食，每人一份连鱼带汤的烧鲢鱼。何其芳仍然用他的大白缸子装了一份。吃着吃着，越吃味道越不对。吃到最后，发现下面有一块香皂！这成了何其芳有名的故事。
刚下去时，钱钟书、吴晓铃烧开水。这两位是有名的大学问家。钱老著有《围城》、《谈艺录》、《管锥编》等书，吴老是解放后出版《西厢记》最早注本的注者，戏剧专家。让钱老和吴老成天围着锅炉烧水，烧得“两鬓苍苍十指黑”，真是糟踏斯文，“斯文扫地”！而且，冬天的北风老往膛里灌，水老烧不开。里头加热，外头加冷。还有人不自觉，去打热水洗脸洗脚，这种时候两位老人就会用充满“忿恨”的眼光盯着这些人！
不多久，俞平伯跟他的夫人一起又搬来东岳，住在老乡家。老乡的房子很破，屋子里也很简陋。俞平伯在这里干点轻活，搓麻绳，用来捆秫秸。
1971年初，干校搬到明港军营。专搞清查“5·16”的运动，盖的房子、仓库都交给公社了。到明港已没有生产任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在军营，连长指导员们住一间小房，就是连部。算是宽敞的。大部分“五·七战士”和一些带家属的，都住大营房，用苇席隔开。单身汉集体住，地盘大一点。一家一户的，各自隔开。那里吵架说话解手什么的，都听得见，没有任何隐私。文学所的余冠英余先生，是著名古典文学学者，《诗经》、《三曹诗选》、《乐府诗选》的选注者，全家也住这样的房子。一天晚上，他似乎老听见摇扇子的声音，就骂他老伴，“天没这么热，干嘛老摇扇子？”他一骂，就没动静了。过一会，摇扇似的声音又响起来。原来是床板在噗嗒噗嗒响，是来探亲的。仅一席之隔，无法消声。余先生便戏称：“海豹！海豹！”
那时过的几乎是禁欲式的生活。但人的七情六欲是无法监禁的。有的单身男女不愿禁欲。外面高粱地，也是一个幽会点。
栾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文革”中，时兴的是听报告，报告不计其数，但记得清的有那么几次。1969年下半年，我们中科院跟别的单位到西郊白石桥“首体”听谢富治的报告。谢富治是北京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又是军人。传达内容是林彪的“一号指令”。讲目前中苏形势紧张。苏联的导弹，核弹很厉害。谢富治的原话我还记得很清楚：“导弹那个家伙还是很厉害的！”说保护知识分子，要疏散下去，去“五·七干校”。
我们是排着队走的。记得是11月份。在学部大院集合，步行到北京站。至今还有一个场面印象深刻。我们文学所跟经济所打前站，走在前面。恰恰俞平伯跟他的夫人即他的大表姐排头。俞夫人我们没见过。过去我们所给他家送东西去，俞夫人是不见人面的，只呆在帘子后面。完全是旧式规矩。那一次走“五·七道路”，大表姐也走出来了。那是我们第一次目睹俞夫人的风采。“大表姐”是小脚，她走路的步态如京剧舞台上的青衣，是大家闺秀的气质。军宣队的指导员老李看见俞平伯跟他的夫人排在前头，可能想，怎能让资产阶级权威走前面呢？于是，他让我走在前面。我们从学部排队走到北京站，还打着旗帜。唱没唱歌我忘了。
吴世昌、吴晓铃、钱钟书也有一段故事。那时盖了平房，搬进宿舍后，他们三位老先生住在一起。吴晓铃是研究中国小说与戏曲的权威。他分管工具。吴先生管工具很细心，大锹、钉耙、锄头、砖刀等一系列工具，他都用砖头擦得雪亮还用一个大本子编了号，像做资料卡片似的，记录在册。吴世昌和钱钟书分管领报和发报。他们三个人性格不一样。吴世昌很直爽，也好争辩，老跟何其芳、董来宾辩论，不辩出对错是非，不肯罢休。
有一次，为一件小事，吴世昌跟吴晓铃吵起来。吴晓铃有一个动作，爱用手指点对方。吴世昌的文人气来了，说，你跟人说话这样，你以为你那手比梅兰芳还好吗？吴晓铃一听，气得够呛，说不出话来。
钱先生正在看书，他是躲在蚊帐里看书。听二吴辩论，他在帐子里说话了，世昌，你说晓铃的手比梅兰芳的还好看，我看，你的嗓子比梅兰芳的还好听！吴世昌的嗓子又尖又细，所以钱先生这么说。这一下，又搞得吴世昌说不出话来。
刘士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文革”中，搞所谓的大批判，最怕的还是外边的红卫兵。他们很多是肆意胡来。比如游街示众，光是戴高帽，就有不少发明，搞得稀奇古怪。他们给文学所的学术权威做了各种的帽子。所长何其芳，“保皇派”之“皇”，戴皇帝帽，平顶冠，挂着流苏，拿一个大旗，上写“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俞平伯，称他“封建余孽”，戴伞形清朝官帽，把条帚苗抽几根插在帽后当翎子。吴世昌先生留英回来。他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时候毅然回来的，把汽车都带回来送给国家了。当年，他曾主张走第三条道路。但他非常爱国，在英国介绍中国文化与发展现状。红卫兵一无所知，说他“假洋鬼子”，给他戴博士帽。还有乌纱帽等等。游街每人一顶。游街完了，还要示众。游街示众都在学部院内。记得有一次审问俞平伯，问：“叫什么名字？”
俞平伯有点结巴：“叫，叫俞平伯。”
“写过什么毒草？”
“我写过《红楼梦研究》。”
因为结巴，“研究”两字，小将们没听清。
“啊！原来《红楼梦》就是你写的！”
“不不不，不敢掠人之美！”俞老先生更结巴了。
“刚才还说你写的，转眼就不认账，真不是玩意儿！”小将们说着《智取威虎山》的台词，还往俞老头上抡了一巴掌。
我在台下看着都替他揪心。但令我钦佩的是，俞老先生以一种镇定的态度对待这一切。或者说，以游戏人生的态度来接受这一切。就在那一段时间，俞老写了一本《考证北京胡同》的书。这本书稿不知是否烧掉了。红卫兵说，我们破四旧，你在复四旧。俞老无语。他在“牛棚”时写的一首诗，其中两句为大家传诵：
三椅拼睡南窗下，
太阳棉袄暖烘烘。
可见他的心态还是很潇洒的。
朱大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谢国桢写了不少考证性质的书，曾受到鲁迅先生的好评。但在干校有一件事，却是无法考证的。因为他年岁大，晚上常去厕所。有一次，他半夜起来，一试手电筒没电了。他看见桌子上恰好有两节电池，于是就用了。后来，同宿舍那人曾问过，我的电池哪儿去了？他忙说，在我这儿。不知谁把这事告诉了军宣队。军宣队硬让他站在屋子中间，当着大家狠狠地批了他一顿，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坏，连电池都要偷！”谢国桢朴实本分，是个书呆子，他根本说不出话来。大家也很尴尬。等军宣队走了之后，我才说，其实谢老根本没偷，只是用了一用嘛，所以有人问时他立即承认了。如果谢老先生考证“偷”字，我想，对于他来说，已完全不是那个“偷”本身的意义了！
还有一位张政火良，是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先秦史专家。他原是中华书局总编，后任北大教授。解放后调到历史所。在干校里，平时他烧锅炉，能喝酒能吃肉。他狗肉吃得最多，每次去东岳赶集，都要买狗肉。烧锅炉时，正好用他的小锅煮狗肉。
刘重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文学所的俞平伯是全国有名的学者之一。在干校，一说这老头儿就是毛主席谈《红楼梦》批评过的那个人，老乡立刻传开了。俞老一出现，农村的小娃们在后边跟了一大堆，喊“打倒俞平伯”。俞老想，这怎么办？他就买了很多糖，小娃们一喊，他就说，别喊了，我给你们吃糖！然后把糖一撒。小娃们赶紧捡糖。这一下小娃们更喊得厉害，想吃糖就喊。你说听过何西来讲的“高级老头儿高级糖”？对了，就是这么来的！
张光年（文学理论家）：
向阳湖大堤边有一个池塘，是周巍峙和陈白尘放鸭子的地方。陈白尘“文革”前是《人民文学》副主编，后来到南京大学中文系。“文革”又把他弄回北京，一起随文化部去了咸宁。大堤是“围湖造田”的主要工程，凝聚着数千干校“五·七战士”和数千民工的汗水。我也为大堤铲过土，抬过土。在那些多雨的季节，傍晚从远处水田作业摸黑回来经过大堤时，田埂和堤阶滑得很，不知摔过多少跤，弄得一身污泥。我们同班的难友侯金镜，跟我一同住过老乡家。白天干活不管多累，晚上他总要点燃小马灯，读列宁的《反杜林论》。他高度近视，过堤阶时，有时要用两手爬过堤阶，或从泥阶上滑下来，他后来被调到湖里放鸭子，再后来为菜园挑粪。湖边夏天奇热，有人把温度计放在麦垛上，竟测出露天高达摄氏60℃！在一个酷暑天，金镜因挑担过重，引起脑溢血，饮恨长逝于向阳湖畔！
吴祖光（剧作家）：
干校的事，已经二十几年了。许多的细节想不起来了。但是掏厕所，是记忆中忘不掉的。干校的露天厕所、室内厕所、深坑、浅坑，不深不浅的坑和不像坑的坑，都掏过。
记得钟惦?掏厕所特别用心，而且创造出配套工具。比如一个空罐头盒，在上面打两个眼儿，穿铁丝，挂在棍上，可掏出深坑里的粪，就是他想出来的。他掏过的厕所空空洞洞，纤尘不染，后来干校快结束了，让大家填一份履历表，其中有一项是特长和今后志愿。钟惦?除自己的电影理论专业之外，特长填了“掏厕所”。志愿一栏中，写的是：清洁工人。
丁聪有一个故事，他说他忘不了。那是在干校建房时，他给砌砖的拎白灰。天气晴朗，万里无云。不知从哪里刮了一阵风，把他头上戴的小草帽直直地吹走，在天上晃晃悠悠地飘着，飘了很高，然后坠落下来，掉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他心中暗想：是否我要摘右派帽子了？丁聪把该忘的都忘掉了，只有这一顶帽子的事情没忘。
李凌（音乐家）：
“黑帮”、牛鬼蛇神、“5·16”分子之外，就是一大批干部，全都发配干校。江青派了一批可靠的积极分子来监督。我们审查对象干的是最脏最累的活。比如起粪坑，很大的粪坑，人都下去挖。虽然是干粪，牛屎马粪，但也弄得满身满头的粪屑。《祖国大合唱》的作曲金帆，年纪也老了，他掏粪经常弄得很脏。盖房推土，戴爱莲推着小车，她身体并不很强，偏偏要给她的小车装得满满的，要装满四百斤！平地上推车可以凑合，上小坡就要命。由于装得多，她上一个斜坡，推了四次都没推上去。我实在看不下去，就说，我帮你推。上去帮她推上了坡。在那个环境里，这种帮忙也是要让双方吃苦的呢。还有别的人，也有看不过的，也帮她推一下。戴爱莲是从英国回来的，斗她斗得最厉害。她去小卖部买了几块豆腐乳，想换换口味，被发现了，居然就斗她，说她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不改，还想吃豆腐乳！斗完之后，又在广播站广播，把这几块豆腐乳说成是“贼心不死”的证据。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于川（艺术家）：
戴爱莲出生于北美，曾就学于伦敦。1947年从英国回到重庆。她是人大代表。军代表说：“像你这样的人，还当芭蕾舞演员，当人大代表，是糟践人！”戴爱莲中国话说得不好，每次批她时，都要先打招呼，说不许笑。后来就把她的一些倒装句编成了集锦。买老母鸡是：“给我那个鸡妈妈！”被蚊子咬是：“蚊子，在我腿上开饭！”马戴的脖套，她说是：“马的领带。”买天津包子是：“我要一个狗不理的天津！”等等。军代表训斥她随时都可以，也训斥我们，根本不要把我们当人。我们受到的人格侮辱，可以说是无以复加的。
王西彦（作家）：
在下干校的人员中，巴金年近七旬，属于最老弱的。长期肉体折磨、精神打击，他走路常常失去平衡。在干校属他摔跤最多。刮风、下雨、开会、上厕所，他总是一脚高一脚低。当地都是泥泞路，经常会听到有人摔跤，但十有八九是巴金摔了。他的衣裤上老是留着摔跤的泥印子。
有一次，巴金把一桶粪倒入化粪池，溅起老高的粪水，干完一趟活儿，巴金脸孔就成了“花猫”了。巴金总是默默地忍受，很难看到他有惊慌或是激愤的表情。
巴金是“牛鬼蛇神”中被批判的重点。到了奉贤干校，仍然被经常押回上海，在各学校、工厂游斗。有时，巴金正在田里干活，或是蹲在食堂角落里吃饭，只要工宣队和造反派头头一声令下，他就得丢下饭碗，或丢下锄头，被人押走，一去就是几天。他的床位，是在我的斜对面。到了晚上巴金经常做恶梦，发梦呓，大喊大叫。一位好心的工宣队师傅担心他半夜做噩梦会从上铺跌下来，让他与“革命群众”交换床位。有天晚上，我被声音惊醒了，原来巴金又做噩梦了，大声喊叫，从床上滚到地上。如果他还睡上铺，这样一滚可能摔成残废了。因为巴金常常做噩梦，造反派认为他心中有“鬼”，逼他交待出来。作为专政对象，作梦的自由也是没有的。
黄宗英（作家）：
闹不清为了什么诗人闻捷也成了重点批判对象。有一次闻捷摇橹驾船去镇上送东西。在镇上买了付大饼油条吃，回到干校竟就“买大饼油条”开大会批判闻捷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总也扔不掉”。并宣布纪律：任何人不能在本干校之外买东西吃。最后一次开大会批判闻捷是批他“向革命队伍猖狂进攻”。原因是闻捷和戴厚英相爱了，而且要结婚。这是四连尽人皆知的事，吃饭时，大家围桌站着（没座位，有几张桌已经够好了），还向他们讨喜糖哩。也有人不赞成。可这是人家两人之间的事呀，怎么闻捷就成了向革命队伍进攻了呢？！开完批判大会后，我们被工宣队领着拉练去上海，大约步行几十公里，到徐汇教堂门口解散。次日，在上海，市里开宣传部门的大会做什么大报告，闻捷坐在我后边，我还回头问他笔记上的一个字，闻捷一切很正常，晚上他就自杀了。据说，他自杀前很冷静，用碎布条把厨房门缝全堵严实，使煤气不致熏着小女儿，也不致泄漏家门外。死后，又开批判闻捷大会，批他死有余辜。一个人如此冷静去死，实在是心死了，死前没半点迹象，真是很惨的。戴厚英哭得死去活来。她写了《诗人之死》，在很久很久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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